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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心使命引领中国百年建设

    时间:2021-09-08 15:47来源:未知 作者:admin 点击:
    建党百年来,中国依靠确立、坚守、践行、传承初心和使命,带领中国人民不断取得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伟大胜利。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就是中国的精神内核,引导和统领着党的建设。中国的初心和使命鲜明体现了党的为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而奋斗的本质,决定了党

      建党百年来,中国依靠确立、坚守、践行、传承初心和使命,带领中国人民不断取得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伟大胜利。“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就是中国的精神内核,引导和统领着党的建设。中国的初心和使命鲜明体现了党的为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而奋斗的本质,决定了党的性质,关系到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党为什么人,朝什么目标前进,走什么道路,坚持什么指导思想,制定什么样的纲领,怎样实施领导以及如何开展自身建设等一系列党的根本问题。党要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还必须深入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永葆旺盛生命力和强大战斗力,不断夺取伟大斗争新胜利。

      为何中国百年正盛?为何中国能够使遭受100多年苦难的中国又一次雄踞世界东方?为何中国受到中国人民的信任和拥戴?为何百年不遇的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中国却能够很快控制住疫情?为何联合国制定的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减贫目标,中国能在2020年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和洪涝灾害的同时提前10年完成?……

      如果用一句话来回答这些问题,那就是,因为中国坚守、践行、传承党的初心和使命,百年来,知行合一,始终如一。

      中国即将走过百年历程,这在历史悠久、人口最多、民族众多、国情极为复杂的中国并非易事。在人类历史短暂的百年中,在中国的领导下,一个曾积贫积弱、四分五裂的中国团结起来、站起来了,一个一穷二白的中国富起来了,一个正快速发展着的中国强起来了。这一次次令世人瞩目的跃升,何其不易,何其难能可贵。为了中国这艘巨轮能够行稳致远,驶向光辉的彼岸,有必要对中国为何能够走过百年历程并取得如此骄人成就进行理性的审视与思考。这必然聚焦于世界政党中独具特色的中国党的建设。党的建设不仅是中国取得成功的法宝,也是世界众多政党对中国的兴趣所在。

      笔者认为,习总书记精辟提炼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就是中国的精神内核,引导和统领着党的建设。本文试对其中包含的重要因素及其相互之间的有机联系加以论述。

      中国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个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一代代中国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

      中国的初心就是建党的初衷,即为什么要建党,为了什么人建党,也就是提出的“为什么人”的问题。曾说:“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1]857中国的早期开创者李大钊、陈独秀等人,都是吃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的饱学之士,具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礼记·大学》)、“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横渠语录》)的情怀和志向。他们想民众之所想,急民众之所急,以救民于水火之中为己任。他们探索建党决不是为了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而是为了让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过上好的生活。《宣言》的发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这部伟大著作中著名的也是最打动革命先驱者的论断就是:“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2]39“人同全体无产者的关系是……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他们不提出任何特殊的原则,用以塑造无产阶级的运动。人同其他无产阶级政党不同的地方只是:一方面,在无产者不同的民族的斗争中,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另一方面,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2]41

      中国坚守初心和使命,仅仅是为了民众、关心民众还不够,要解救民众,必须与民众相结合。在四分五裂、一盘散沙的旧中国,李大钊等早期党的创始人忧心如焚,他们在艰难探索救国救民真理的同时,逐步认识到只靠少数先进分子抱有坚定初心和使命远远不行,还必须深入到广大民众中去,宣讲革命道理,启发民众觉悟,真正与广大工农民众相结合,方能唤醒民众一起战斗;否则,只能是纸上谈兵,一事无成。于是,李大钊以北京长辛店机车车辆厂为基地,经常带着进步学生深入工厂和工人居住区调研、讲演,启发工人们的阶级觉悟。受李大钊、陈独秀影响的青年则在湖南深入农村、农民中开展调查研究和宣讲革命道理。李大钊、陈独秀的学生们也经常分散到全国各地去调研,同时宣讲革命道理。

      1919年,中国社会各界都急切盼望从巴黎和会传回好消息。可事与愿违,巴黎和谈否决了中国提出收回青岛等的正当要求。消息传回国内,激起了民愤。陈独秀、李大钊和学生宣讲团纷纷走上街头,深入民间宣讲巴黎和谈原委和爱国道理。5月4日,李大钊、陈独秀组织北京大学并联合其他大学和专科学校的学生走上街头示威游行,率先喊出“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的口号。在李大钊的组织下,北京长辛店机车车辆厂的工人们也走上街头示威游行,声援学生。这是中国工人第一次参与到政治斗争中来,意味着中国工人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走上了历史舞台。很快,全国掀起了反对巴黎和约的爱国热潮。工人夜校、农动讲习所也随即在全国各地兴起。北洋政府软硬兼施加以制止甚至实施残酷,都压制不住强烈的民愤和愈涨愈烈的爱国热情。一时间,一些有先进知识分子活动的大城市出现了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广大民众的爱国热情在革命先驱和进步学生的引导下,很快转化成为全国范围反对封建主义、帝国主义的群众性爱国自救运动。

      国内外矛盾的不断激化促进了先进知识分子与工农大众的结合,工人阶级和一部分爱国的社会各阶层人士逐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真理。这些,为中国的成立创造了条件。从此,知识分子工农化、工农分子知识化成为中国干部队伍建设的一大特点。

      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在革命导师的著作中各有不同表述,而真正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形成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工作体系的是中国。一切为了人民大众的利益,这是中国创立的初衷。虽然党的早期文件中没有直接出现“为人民服务”的表述,但中国始终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

      1939年2月20日,在写给张闻天的信中,提出了“为人民服务”[3]163的概念。同年12月,他在为中央写的《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中,首次提出党的各级组织要欢迎“为群众服务”[4]619的知识分子。1940年2月,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指出,新民主主义的文艺“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4]708为了阐明“为什么人”的问题,1942年5月,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完整地提出了知识分子和文艺战线月,在张思德追悼会上的讲演中,他指出:“我们的和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1]1004同年12月,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上作了题为《一九四五年的任务》的演说。他说:“我们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5]2431945年4月,他在党的七大上所作《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中全面论述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并强调指出:“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1]1094-1095“总之,应该使每个同志明了,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1]1096党的七大首次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党的优良作风的核心内容之一写进党章总纲,并把为人民服务提到了党的唯一宗旨的高度。从此,为人民服务成为党的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对党的建设、革命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此后的历次党的代表大会也都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要求写进党章。为人民服务成为中国宝贵的政治优势。

      中国成立以来,从全党一直遵从的“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的群众观点,到把初心转化为行动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路线,再到“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这个初心自始至终是中国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贯穿于党的工作的各个环节和全过程,涵盖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的每一项工作。

      中国的初心是让普天下的劳苦大众都能过上好日子。这不仅仅是指为了中国人民,也包含了全人类。从新中国外交体现“国家不论大小一律平等”理念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关注和支持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解放与独立运动,20世纪60年代中国在自身还不富裕的情况下帮助非洲修建坦赞铁路,到新时代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及倡导成立亚投行协助后发展国家搞建设,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得到越来越多国家和人民的赞同与拥护……中国领导的社会主义中国,不仅为后发展国家及其人民提供了实实在在的帮助,也把为全人类作出新的更大贡献作为使命,努力与世界各国共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中国的初心是强大内动力,它引领着党从无到有、由小变大、由弱变强。在这个初心引领下的中国,得到了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的认同和拥护,得到了世界上越来越多国家和人民的肯定与支持。总结中国百年奋斗史,这个初心就是党从胜利走向胜利的精神内核与根本动力。

      初心是为人、做事的价值取向,是灵魂,是决定、判定、考察事物的基准。初心是世界观,是根本立场。如果动摇了人民立场这个根本立场,就会改变党的性质。所以说,为什么人的问题,是检验一个政党、一个政权性质的试金石。

      中国建党的初心是为了人民。既是为了人民,必然想让人民过上好的生活,让人民的国家富强,让人民的世界太平,这就是使命。真正有为了人民的初心,必然会树立起为了人民的责任和使命,必然要肩负、履行和实现使命。

      中国是历史最悠久的文明古国之一,曾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长期领先于世界,成为世界各国向往的美丽、富庶、发达的国度。由于种种原因,中国经历了鸦片战争以来100多年被侵略被奴役的屈辱史。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重重压迫下,中国人民一次次挣扎、奋起,一次次呐喊、搏击,渴望改变当牛做马、受人奴役、任人宰割的悲惨命运。

      在风起云涌的世界民族民主解放运动中,中国应运而生。中国从诞生起,就以解放天下劳苦大众为己任,把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而实现社会主义、作为目标,承担起“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这一党的奋斗目标中的阶段性历史重任。

      奋斗目标中涵盖了中华民族复兴的中国,拨亮了无数在黑暗中探索的仁人志士和在苦难中呻吟的劳苦大众埋藏心底的希望之灯,重新燃起中国人民期待中华复兴的内心热望。拨亮的灯火如燎原的星火,迅速照亮、燃遍祖国大地;明确的目标唤起中国民众,形成势不可挡的进步洪流。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利益的中国一经成立,即决然带领中国人民奋起反抗、救亡图存、艰苦奋斗,迅速改变了旧中国积贫积弱、一盘散沙的局面,开启了一个历史新纪元。

      中国建党是为了让人民过上好的生活,是为了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面对国内外各种矛盾交织的复杂局面,中国怎样才能实现建党的初心和使命?朝什么方向走?走什么道路?怎样一步步前行?怎样才能不走弯路、不走错路,直至目标实现?

      有家国情怀与责任担当的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一直在寻找中国走向光明的道路。他们认识到,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国家探索民族复兴道路,是极为艰巨的任务。道路不仅关系到党的生存,也关系到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要找到适合中国国情的正确道路,并得以服众和率众前行,向着实现梦想的方向和目标迈进,必须有先进、科学的理论作指导。

      为了救民兴国和探索民族复兴之路,无数仁人志士前赴后继,积极努力。中国成立以前,各种探索救国救民的思潮涌现,在复杂多变的国内、国际环境中碰撞、博弈和斗争。巴黎和约对同是战胜国中国合理诉求的驳回与侮辱性的判定,激起了国内学生和各阶层广大民众的强烈愤慨,也让那些一直在苦苦追寻救国救民真理并认为要走一条西方民主共和道路的先进知识分子猛醒,他们终于看清了口是心非的帝国主义的真面目。这时,李大钊等优秀知识分子对俄国十月革命和已传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接受并开始在进步的青年学生和工人阶级中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启迪了孜孜不倦探索救国真理的年轻人。正如所说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6]1471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

      北洋政府对群众性爱国自救运动的,使原先信奉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互助社等温和救国理论与救国方式的先进知识分子、进步学生统一了认识——要让人民过上好日子,要让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就要相信和接受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人民是真正的英雄,是历史的创造者。马克思主义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最高价值追求。马克思、恩格斯在《宣言》中指出,人的最终目标是建立“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2]51这完全契合了李大钊、陈独秀等革命先驱的建党初心。所以,中国从诞生起,就宣示了鲜明的无产阶级立场。党的一大纲领提出:“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必须援助工人阶级,直到社会阶级消除的时候。”[7]1此后,中国把实现人民大众的利益融入到全部的奋斗实践中。党的七大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正式写进党章,成为党的根本宗旨。

      李大钊、陈独秀等早期党的创始人为探索中国自己的道路奠定了基础。经过革命先辈的艰辛探索,马克思主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成为中国的理论指南。

      中国把建党初心与马克思主义真理相融合,融铸成坚定的信仰,铸造了党的红色基因,为实现党的使命提供了强大内生动力和科学理论武器。从此,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人一以贯之的坚定信仰和理论指南,党的初心和使命得以一步步践行,红色基因得以一代代传承。

      中国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实事求是和解放思想相统一、固本培元和守正创新相统一,在错综复杂、千变万化的环境中寻找中国不断进步发展的道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每到重大历史关头,中国总是头脑清醒、把准航向,驾驶中国这艘巨轮乘风破浪、坚定前行。这个过程中产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有力地指导了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并对推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发挥了中国影响、作出了中国贡献。

      已去世近45年的人民领袖至今为中国人民深深敬仰、热爱和怀念,是因为他不同于世界上任何一个的领袖。他参与缔造的中国不同于任何一个组织。他不仅领导中国使中国人民脱离了痛苦的深渊,而且科学完整地理解并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发展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中国话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民主革命中形成的思想,引导中国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解决了中华民族的生存权、发展权问题,从此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人民成了国家的主人。

      经历了社会主义在徘徊中前进而产生的理论,指导我们做成了晚年想做而没有做成的事情,找到了改革开放这条通往国富民强、实现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世纪之交国内外形势发展迅速、杂糅交错的复杂环境中指明了执政的中国建设的目标。科学发展观则在中国的快速发展中,根据新的发展要求,站在时代的前列,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是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理论,指导中国接续前进。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当代中国正经历中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中国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的十九大把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确立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实现了党的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这是一个历史性决策和历史性贡献,体现了党在政治上理论上的高度成熟和高度自信。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郑重地把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载入宪法,实现了国家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反映了全国人民的共同意志和全社会的共同意愿。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传承了中国人的红色基因和思想精髓,是在中华民族迎来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创立并不断丰富和发展的,是新时代中国的思想旗帜,是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根本指针,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

      当前,世界面临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突出,世界经济增长动能不足,贫富分化日益严重,地区热点问题此起彼伏,、网络安全、重大传染性疾病、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以习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为应对和解决世界经济、国际安全、新冠肺炎疫情肆虐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提供了新的方案、新的选择。中国发展理念、发展道路、发展模式的影响力、吸引力显著增强,信誉不断提升。中国日益发挥着世界和平建设者、全球发展贡献者、国际秩序维护者的重要作用,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指引中国健康、稳定、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启发各国人民更好把握世界发展大势、应对全球共同挑战、维护人类共同利益。

      马克思主义是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必须坚持其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是中国成长壮大的过程,也是中国社会不断健康、稳定、快速发展的过程。全党上下只有认真学习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功夫,才能更好地做好每一项工作,推动国家各项事业向前发展。

      党的纲领是一面公开树立起来的旗帜,昭示着党要完成的目标和使命。不同的政党纲领截然不同。中国的纲领规定了党的奋斗目标和行动路线,是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的重要保证。

      有了坚定的初心和明确的使命,有了科学理论的支撑和指导,还需要一步步去实现目标。否则,初心只能是愿望,使命也难以实现。党如何实现目标?肩负历史重担和人民期望的中国是通过制定和实施党的纲领来实现的。

      1920年11月23日,陈独秀在上海主持起草《中国宣言》。宣言正文第二部分明确提出:“者的目的是要按照者的理想,创造一个新的社会。”[8]486这个中国最早的宣言,不仅明确规定了党的最终奋斗目标,指明了实现这个目标的党的阶段性任务和步骤,而且指出实现是一个过程。

      党的二大通过的宣言是一份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文件。宣言指出:党的目的“是要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的社会”。[8]133这表明党的二大宣言坚持了党的一大纲领所规定的党的最终奋斗目标,即党的最高纲领。

      为了实现党的最高纲领,党要根据当时的历史条件和实际情况,提出无产阶级在现阶段的革命任务以及完成这一任务的路线和方法,即党的最低纲领。

      明确提出党的最低纲领的是党的二大宣言。中国在建党初期就把握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的关系。党的二大宣言坚持了《中国宣言》和党的一大纲领所规定的党的最终奋斗目标即党的最高纲领,阐明了现阶段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动力、策略、任务,提出党的奋斗目标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线这实际上就是党在现阶段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即党的最低纲领。

      继《中国宣言》之后,党的二大宣言又一次将党在民主革命中要实现的近期目标同将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要实现的长远目标结合起来,不仅明确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而且指出要通过民主革命进一步创造条件,实现社会主义和,明确了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之间的关系。这是中国人对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问题认识的深化,是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重要成果。

      经历了艰难险阻,经历了曲折坎坷、生死攸关的种种磨砺,中国不断走向成熟,也越来越能够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国情相结合,制定出符合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国情的党的最低纲领。

      如,党的十三大依据我国基本国情制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即党的政治路线,也就是党在这个历史时期的最低纲领,表述为“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9]79其中,“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就是党在新时期的任务。党的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都坚持了这一表述。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深入发展以及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党的十七大在党章总纲中把党的基本路线表述的末句修改为“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10]61党的十八大沿用了这一提法。党的十九大又把这句话改为“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11]10这意味着为了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党根据新时代新任务不断对自己提出新的更高要求,这也使党的基本路线的内涵更加丰富和全面。

      党对基本路线的不断充实和调整,表明党的最低纲领要随着时代发展和人民需求变化而不断调整和增加新的内容。同时,也反映出党的事业在不断前进,向着更高的目标发展。

      党的最高纲领是党的最终奋斗目标,是大方向;最高纲领的实现有赖于每一个最低纲领的完成,量的积累必然孕育着质的飞跃;每一个最低纲领的完成都是向实现最高纲领迈进了一步。没有最低纲领,最高纲领只是空中楼阁,永远实现不了;没有最高纲领,最低纲领的制定就缺乏依据,甚至迷失方向,也实现不了。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相互联系、相互依存,构成一个完整的纲领体系。

      如,党的十九大作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要判断,并对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作了新的概括:“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11]9基于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党修改了自己的最低纲领,把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提出的奋斗目标从“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改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跃升了,时间安排自然要往前赶。党的十九大提出:“综合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和我国发展条件,从二〇二〇年到本世纪中叶可以分两个阶段来安排。第一个阶段,从二〇二〇年到二〇三五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个阶段,从二〇三五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11]23第一个阶段,到2035年要实现原定21世纪中叶完成的目标,提前了15年;第二个阶段,到21世纪中叶,要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里,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是最低纲领下的近期奋斗目标。

      党的纲领体系,除了对实现最低纲领、近期奋斗目标作出时间安排,还对实现最低纲领、近期奋斗目标的具体方面进行筹划和部署。党的纲领的实现,在纵向上与每时相联,在横向上与每人相关。如,党中央要求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实施五大新发展理念,贯彻“十四个坚持”的基本方略。如,党领导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将目标和任务分解为每年、季、月、周、日的具体指标,以及明确分派到各地区、部门、单位、个人的任务指标。

      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全国一盘棋。在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下,全党全国人民要时刻按照上述总体布局、战略布局、新发展理念和国家基本方略的要求,共同向着每一个阶段要实现的目标持续不懈奋进。

      中国建党至今,就是通过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的有机结合,集中于每一个近期奋斗目标和细化的目标,凝聚起越来越多的人民群众一天天、一月月、一年年、一代接一代地完成不同阶段的工作任务,继而达到每一个近期奋斗目标,实现不同历史阶段党的最低纲领,齐心 力向着心中最美好的社会、向着实现党的最高纲领一步步迈进。

      纲领的制定勾画出未来建设发展的蓝图: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一个个最低纲领的制定和实现清晰地展现出中国一路走来的路径,中国道路由此而来。百年来中华民族就是这样获得了新生,实现着复兴,影响着世界。

      中国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制定并贯彻实施党的纲领,使党的初心和使命扎扎实实落地,真真切切地让亿万中国人民获益、暖心。百年来,从李大钊在护送陈独秀离京途中相约建党,到率领秋收起义队伍上井冈山,走出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到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到今天,在以习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我国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中国的纲领体系,集传统与现代、中国与世界、当前与长远、局部与全局、战略与策略、全党与全国全民全军于一体,在实践中不断构筑和延伸出一条中国道路,既承载着中国现存的一切,又昭示着中国光明的未来。这就是前赴后继、艰苦奋斗了百年的中国向人民交出的答卷。

      一个个最低纲领和近期奋斗目标的实现,使中国人民一次次看到在荆棘丛生、风云莫测、千难万险、时时处处充满生死考验的前进征途中,中国人是如何披荆斩棘、百折不挠、坚定不移、砥砺前行的;使中国人民一次次感受到中国人初心的赤诚、信仰的坚定、对使命的担当、战略的高瞻远瞩、策略的科学务实以及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观察、分析、解决问题能力的日臻成熟。回顾党的百年历程,犹如再现一幕幕既惊心动魄又气象辉煌的历史场景,令人心潮澎湃、激动不已,也让每一个员坚定了初心使命。

      中国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由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构成的制度体系,这个制度体系的核心是中国。党的领导制度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中居于统领地位。

      中国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将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坚定信仰和指导思想,制定并实施科学可行的纲领,开辟和延伸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还必须有相应的制度作保障。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制度即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是中国社会不断向前发展和取得伟大成就的根本保证,这已经为中国百年来的发展进步所证实。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制度是由党的初心使命、指导思想、纲领体系和一整套党的建设理论与实践等构成党的先进性质的因素决定的,是由中国的国情决定的。党的执政地位是近现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和中国人民的选择,是由中国的国体、政体决定的。中国是领导我国各项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核心,是中国最高的政治领导力量。

      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任何一项重大的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活动,都是有组织的活动,都需要一个领导核心。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在争取自身解放的过程中,要担负起建设社会主义、实现的伟大使命,就必须有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导。《宣言》就阐明了人区别于普通民众的先进性所在:“在实践方面,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2]41这就是说,是代表人民的利益,用先进的理论武装,不仅能够了解昨天、洞察今天,还可以预测未来,引领人民实现心中理想的政党。

      人民是党的力量源泉。中国的成员来自人民,党是由为了人民并代表人民利益的优秀分子组成的。党的领导的实质就是帮助人民群众认识自己的利益,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坚持党的领导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政党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引领和向导作用。

      党的领导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中国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它“不是把人民群众当作自己的工具,而是自觉地认定自己是人民群众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为完成特定的历史任务的一种工具”。[12]124

      “党领导一切”这一概念在党内最早出现是在抗日战争时期。1942年,为更好开展根据地内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各项工作,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明确规定“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和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他应该领导一切其他组织,如军队、政府与民众团体。根据地领导的统一与一元化,应当表现在每个根据地有一个统一的领导一切的党的委员会”。[13]423这是在党的正式文件中最早出现关于“党领导一切”的规定。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进一步阐发了“党领导一切”的思想。1954年9月15日,他在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开幕式上明确指出:“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14]3501962年1月30日,他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党要领导工业、农业、商业、文化教育、军队和政府。”[15]30520世纪70年代,又重申了这一思想。1973年12月,他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指出:“政治局是管全部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16]511

      党的领导是靠党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制定和执行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保持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得到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拥护来实现的。

      党的领导是一个历史范畴。在不同历史时期,由于党所处的客观环境以及所面临的直接任务不同,实现党的领导的具体形式和方法也不同。

      1942年9月,中国在《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中提出实行党委一元化的领导,这对于在夺取和巩固政权的斗争中加强党的组织领导起了重要作用。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党的十六大以来的党章对党的领导作出全面的概括和规定。如,党的十六大修改的党章指出:“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的领导。党要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要求,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党必须按照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在同级各种组织中发挥领导核心作用。”[17]65-66

      进入新时代以来,习总书记对党的领导作出了更高层面的肯定与定位。党的十九大修改的党章指出:“中国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11]78

      中国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决定了党的领导制度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中居于统领地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在长期实践探索中形成的科学制度体系,制度体系的核心是中国。党的领导是全面的、系统的、整体的,体现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国防和军队建设、祖国统一、外交工作、党的建设等各方面。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就是党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引导人们前行。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的过程,就是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作出正确决策,推动事业发展的过程;就是党贯彻群众路线,做群众工作的过程;而不是脱离群众,脱离实际,高高在上,颐指气使,发号施令。

      1943年6月1日,在为中共中央所写的决定《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阐述了党的领导与党的群众工作的关系,即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高度契合的党的群众路线的内涵与实施过程:“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1]899党的领导就是做群众工作、贯彻群众路线以及运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作出正确决策,循环往复,以此来推动党的事业向前发展。

      党的八大把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提到“党的全部任务”的高度来认识,指出“党的全部任务就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群众服务”。[12]123所以,党的群众路线就是党的工作路线。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实际上就是做党的群众工作。党的群众工作是指为了完成党的任务,党员、干部和党的组织深入群众、了解群众、宣传群众、组织群众,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为群众所接受并得到贯彻落实,同时了解群众的愿望、采集群众的聪明才智,为新的决策做准备。党的领导,依靠的就是党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向人民群众做宣传教育工作,使人民群众自觉地接受和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由此可见,党作决策、实施领导的过程,就是党贴近群众、倾听群众、宣传群众、引导群众和凝聚群众的过程。为何中国能够由弱变强,不断发展壮大?为何中国能够得到中国人民的信任和衷心拥护?就是党的初心和使命使然,是党的群众路线即工作路线使然。

      党的十九大报告把“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11]16放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十四条基本方略的首位,对其他十三条起统领作用。这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成功和走向胜利的根本政治保证。

      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只要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永远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我们就一定能够形成强大合力,从容应对各种复杂局面和风险挑战。

      任何一个群体、团队要行动,就必须有一个领导核心。核心就是出主意、拍板决策者,是群体中最睿智、最有凝聚力和感召力,指挥若定的德高望重者。

      中国是由中国人民中的优秀分子组成的,是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核心力量。这个定位是党的百年历史形成和充分证明了的。坚持党的全面领导,首先是要坚持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服从党中央和全党的领导核心。

      百年党史证明,先进政党内部必须要有领导核心。政党是由一定阶级、阶层或集团中的优秀分子组成,党的领导集体是由党员中的优秀分子构成的,党的领导核心、领袖更是党的领导集体中最卓越超群者。而且,党的领袖初心和使命越是纯粹、坚定,能力越强,党的事业发展就越顺利、越少走弯路。在党的百年历史中,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

      中国在成立后不久,就遭受到极其残酷的。这种境遇,在世界政党史上亦极为罕见。成长中的党和中国革命遭受了许多曲折、坎坷甚至是灭顶之灾。尽管领导创立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立了第一支党领导下的工农革命武装,建立了第一个苏维埃红色政权,可他还是多次被当时的党中央处分、撤职。面对这些不公正待遇,毫不气馁,而是仍然保持坚定信念,对革命前景充满信心。在当时的党中央的错误领导下,瑞金革命根据地和中央工农红军损失惨重,处于败亡的边缘。在周恩来、王稼祥、张闻天等人的支持下,才又在党的危难时刻复出,成为实际上的党的领导核心,党和红军才转危为安、成长壮大,中国革命才从胜利走向胜利。在青年时期就立下拯救民族于危难的远大志向。他胸怀天下,心系劳苦大众,献身于对真理的执着追求,为了人民,呕心沥血,辛劳一生。的人格魅力和远见卓识,带出了一个人民信任的党、一支战无不胜的人民军队、一个充满自信的中华民族和一个让世界不得不尊重的新中国。也因此赢得了党心、军心和民心,成为党和人民衷心拥戴的领袖。没有这样杰出的领袖及其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作出的卓越贡献,中国也不会有这样辉煌的百年历程,中国也不会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享有今天的国际地位。

      历史一次次证明,对一个国家、一个政党而言,领导核心至关重要。我们这样的大国、大党,要凝聚全党、团结人民、战胜挑战、破浪前进,保证党始终成为坚强有力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强领导力量,党中央、全党就必须有一个核心。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新局面,在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的成就,实现了党和国家事业的继往开来。习同志在新的伟大斗争实践中已经成为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正式提出了“以习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18]3党的十九大又将此写入党章。这反映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心愿,是党和国家根本利益所在,是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的根本保证,是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迫切需要。

      在刚刚过去的2020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迅速蔓延,世界各国都遭受了严重冲击,中国却迅速控制住疫情,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成果,交出了一份人民满意的答卷。这是因为以习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高瞻远瞩,指挥若定,凝心聚力,共克时艰。百年不遇的疫情又一次考验了中国坚守初心使命的担当精神和决心,也证明了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指引中国胜利前进的指导思想,证明了习总书记是新时代中国、中国人民、中华民族衷心拥戴的领袖。在大国博弈日趋激烈,大国领袖的素质与能力往往起着关键性、决定性作用的今天,我们为有这样人民信任、信服的领袖而由衷地感到欣慰和自豪。

      实践表明,坚持中国的全面领导是我们取得一切成功的根本保证。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党的领导制度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中居于统领地位,必须切实地坚持好、落实好、维护好这一制度。而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关键是要坚决维护习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就要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坚持依法治国,这三者是有机统一的。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特征,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式,三者统一于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伟大实践。”[11]29这一重要论断,是对三者定位、相互关系和重要作用的深刻阐述。

      从瑞金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权到延安革命根据地政权,中国在建立局部红色政权时就对这三者的有机统一进行了探索。如、朱德领导开辟的中央革命根据地“辖江西、福建、闽赣、粤赣4省60个行政县。内有江西省22县,福建省15县,闽赣省(含闽北苏区)16县,粤赣省7县。长时期占有24个赤色县”,“全盛时期总面积为8.4万平方公里,人口为453万。其版图之大、人口之众,在同时期的全国各革命根据地中首屈一指”。[19]前言

      中央苏区建立了完备的政权体系。政权的性质是工农民主政权。“苏维埃共和国实行的是工农民主专政的目的,是保证革命在‘全中国的胜利’,并‘走向社会主义’,这完全符合全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所确立的政体(政治体制)是实行各级工农兵代表大会制度。这种政体就是通过召开各种工农兵代表会议,吸收工农群众参加政权并管理自己的国家,这是一种符合中国国情和全体人民愿望的国家政治体制,只有工农民主专政的新型国家才能实行这种政治体制。”[19]142“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所实行的各级工农兵代表大会制度,包括乡(市)、区、县、省和全国五级代表大会制”,[19]143按比例选出的工农兵代表直接参加同级代表大会参政议政。

      除了有健全的人民民主专政的一整套国家建制,保证在党的领导下人民参政议政、当家作主,中央苏区政权还极为重视司法建设,先后颁布了120多部法律、法令,包括苏维埃国家的根本法(宪法大纲)、行政法规、组织法、选举法、刑法、经济法等,初步创建起具有鲜明特色的苏维埃法律体系。同时,苏维埃共和国建立了一整套司法机构,包括中央司法人民委员部、国家政治保卫局、最高法庭和最高法院、劳动法庭、军事裁判所、劳动感化院等。这一整套健全的法律制度和司法建制保障了年轻共和国人民权益的实现、党的领导的实施和社会的有序运转。这也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最初尝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和陕甘宁边区在政权建设等各方面的实践和探索,为后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积累了治国理政经验,也磨砺了中国早期的领袖群体。

      坚持中国的全面领导,是因为党始终坚守、践行、传承初心和使命,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质。确保党始终成为坚强的领导核心,就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搞好党的自身建设。

      1939年10月,在为中共中央机关刊物《人》所写的发刊词中,总结了中国领导革命斗争18年取得的经验,指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4]606在阐述了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之后,指出:“而党的组织,则是掌握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以实行对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4]613他强调,“三宝”的核心是党的建设,正确地理解了这三个问题及其相互关系,就等于正确地领导了全部中国革命。在此文中,深入分析了党的建设状况和党所面临的形势任务,提出要“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并把建设这样一个党称为“伟大的工程”。[4]602在此后领导革命、建设、改革的过程中,党始终重视运用好这“三宝”,处理好这三者的关系。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党的建设“伟大的工程”发展成为“新的伟大工程”,其中“从严治党”的分量也不断增加,直到习总书记提出“全面从严治党”。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的前提是全面从严治党,搞好党的自身建设。党要把一切领导好,首先就要把自身建设好;党要把自身建设好,就必须要全面从严治党。特别是广大党员干部必须坚守马克思主义信仰,践行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能够随着形势发展、任务变化不断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确保全面从严治党贯穿于党的发展全过程。试想,一个背离了马克思主义信仰,丧失了初心和使命,不再具有先进性质的执政党,只会越来越脱离人民,是不可能长期执政的。党的百年历史充分证明,要实现党的历史使命和奋斗目标,就决不能忽略或放松全面从严治党。

      党一贯坚持从严治党。中国之所以能够屡经坎坷走到今天,这和党自成立之初就注重从严治党,注重保持党的肌体清洁与健康,防治未病之病、医治初见之病、痛治要害之病直接相关。从严治党关系到党的自身建设的方方面面,这里重点罗列以下几点。

      中国是靠革命理想和铁的纪律组织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纪律严明是党的优良传统和独特优势。党的纪律是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必须遵守的行为规则,是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完成党的任务的保证。党组织必须严格执行和维护党的纪律,员必须自觉接受党的纪律的约束。

      中国从成立起,就制定了严密的纪律,把从严治党、保持党员队伍纯洁、保持党的先进性视为重中之重。

      如,党的一大通过的《中国第一个纲领》就明确规定,每个加入中国的党员,“必须与企图反对本党纲领的党派和集团断绝一切联系”,“在党处于秘密状态时,党的重要主张和党员身份应保守秘密”等。[8]1-2党的二大通过的《中国章程》专门设立“纪律”一章,明确提出了加强政治纪律、组织纪律等方面的要求。在红军创建时期,从“三湾改编”到召开古田会议形成决议,党制定了人民军队纪律,形成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后补充修改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确立了“支部建在连上”的建党建军基本原则和制度,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些制度的建立是党从严治党、从严治军、严明纪律的集中反映。1926年,针对党内出现的一些贪污腐化现象,党中央发出《关于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的通告》。1933年12月15日,又亲自签署了中央执行委员会第26号训令,即《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以后党又陆续制定政治纪律、组织纪律、群众纪律、保密纪律、经济纪律、组织人事纪律、外事纪律、行政纪律、纪检工作人员纪律以及违反相关纪律的各类处分规定等等。党的十九大修改的党章第40条明确规定:党的纪律主要包括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同时,明确规定对党员的纪律处分有五种:警告、严重警告、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开除党籍。[11]96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坚持纪在法前、纪严于法、纪法贯通、纪法衔接,不断激发制度变革的文化自觉和组织动力,完善法规制度体系,努力形成要素匹配、运行顺畅、权威高效的坚持“高线”坚守“底线”的纪法规定,使全面从严治党的尺度越来越清晰。

      随着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不断发展,每到一个新阶段,条件一旦好转,党内就会出现贪图享乐、生活腐化、贪污受贿等思想苗头和腐败现象。对此,不论贪腐分子职务高低,党绝不手软。党对几个有代表性案件的处理就很有说服力。

      如,1937年10月,在红军刚刚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立足未稳,革命形势又十分复杂的情况下,党坚决清除了逼婚杀人的红军旅长黄克功这一党内腐化堕落分子。当时有人说情,黄克功本人也提出拼死对敌战场的要求。但是,中国有严格的组织纪律,黄克功革命再早、功劳再大、资格再老,都不能抵消他的罪行给党的事业带来的恶劣影响。要挽回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唯有从严惩治。当时的延安已成为拯救国家和人民命运的希望之地,不少热血知识青年和进步人士不远千里辗转来到延安参加革命。对黄克功案如何处置,直接关系到能否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获得社会各界的认可和尊重,能否获得人民群众的信赖和支持。正是这样,党坚决果断地处理了黄克功逼婚杀人案,彰显了人坚持民主、维护人权、尊重民意的本色。这就是中国从严治党的充分体现,也是党能够克敌制胜、一往无前的根本所在。

      又如,新中国成立初期,从革命功臣沦为腐化堕落分子的高官刘青山、张子善的贪污案是“三反”运动期间查办的一个大案要案,也是中国反腐倡廉、从严治党历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据回忆,在听了他转述别人的求情意见后,沉思片刻后说:“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二十个、两百个、两千个、两万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而后,对身边工作人员下了命令:“凡是为刘青山、张子善讲情的人,我一律不见!”[20]1952年2月10日,刘青山、张子善贪污案公审大会在保定市体育场举行。两万余人参加了大会。河北省委通过广播,现场直播了公审大会,几百万干部群众听到了正义的审判。两声枪响昭示着中国对贪污腐败绝不容忍、绝不姑息的态度,表明了中国保持党性、维护纯洁的坚定决心。正是中国这种不徇私情、严惩腐败的决心和行动,赢得了人民的衷心拥戴,极大地提高了中国的威望。刘青山、张子善这两个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的腐化变质,让刚刚执政的中国进一步认识到抵御腐朽思想侵蚀的紧迫性和加强执政党建设的重要性。刘青山、张子善案件,自此成为教育全党的典型案例。在中国刚刚开始执政,法律制度尚不健全的情况下,作为防止执政党变质的一次宝贵探索,“三反”运动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新中国成立初期资产阶级思想对党员干部的腐蚀,不仅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纯洁了国家机关、教育挽救了干部,而且在全社会树立了廉洁奉公、遵纪守法的良好风气。尤其是对刘青山、张子善的严惩,展示了新生的共和国反腐败的巨大勇气和坚强决心,对严肃党纪等都起到了巨大的警示作用。时隔近70年,枪毙刘青山、张子善的两声枪响,依然警钟般振聋发聩,使我们深切感受到中国坚持从严治党,决不放任腐败滋长蔓延,决不让无数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江山改变颜色的坚决态度和坚定决心。

      中国每到历史发展的转折关头,必然坚持思想建党先行,重视和加强对党员干部的警示教育,提醒全党始终保持清醒头脑。这是中国从严治党,保持肌体健康和清正廉洁政治本色的基本经验和优良传统。

      如,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开展了延安整风运动,不仅使全党普遍受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而且使党员端正了思想路线,树立了自觉、自省和自律意识,为党领导解放全国和建立全国政权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做好了组织上的准备。

      又如,抗战胜利前夕,要求全党学习郭沫若撰写的关于明末李自成农民起义失败教训的警示文章《甲申三百年祭》,旨在提醒党员干部牢记腐败亡国的历史教训,永葆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的革命本色。

      再如,在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郑重提出“两个务必”思想,这是他在中国即将成为执政党前夕向全党发出的警示,也赋予从严治党新的内涵。深刻指出:“我们很快就要在全国胜利了。……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6]1438他谆谆告诫全党:“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6]1438-1439中国成为执政党后,把从严治党、防止腐败作为全党一项紧迫的政治任务,通过开展“三反”运动特别是对刘青山、张子善案件的处置,始终不忘把对党员干部的教育作为大事来抓。

      习总书记指出:“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始终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作为重要任务来抓,旗帜是鲜明的,措施是有力的,成效是明显的,为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发挥了重大作用,为我们党领导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有力保证。”[21]4-5这一中肯评价,既凝练回顾了党在自身建设上实施“新的伟大工程”这段重要历史,也深刻揭示了中国从严治党,永葆党的先进性、纯洁性的高度历史自觉。

      习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上深刻指出:“全面从严治党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抓党的建设的鲜明主题。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党要管党、从严治党。”[22]157此前,他在十八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强调:“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23]16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从抓党风建设入手,颁布“八项规定”,在全党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打出了一整套全面从严治党的组合拳;以党内监督带动其他各方面的监督,通过深化体制改革、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和纪检监察机构改革,实现监督全覆盖,推进权力运行的规范与约束。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指出:“以习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身体力行、率先垂范,坚定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集中整饬党风,严厉惩治腐败,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党内政治生活展现新气象,赢得了党心民心,为开创党和国家事业新局面提供了重要保证。”[18]3-4随着全面从严治党法规体系逐步健全完善,制度执行力有效增强,高压惩治腐败的法治环境加快形成,党的建设由“从严治党”向“全面从严治党”深化发展。这充分表明了以习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全面从严治党特别是反腐败斗争的清醒认识和坚定决心。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以落实八项规定精神为突破口和动员令,狠抓党风建设,带动了社会风气的好转。全党范围开展的教育,也在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显出了巨大成效。党的基层组织在抗疫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全国的防疫工作开展顺利,井然有序;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也在各个层面得到了彰显。中国抗击疫情的过程和成效进一步提高了党的威信,彰显了党的领导的显著优势。

      全面从严治党,保持党的先进性,除了要严明纪律、惩治腐败、加强党内教育,还要强化全方位监督,形成监督制约法规体系,使全面从严治党成为一个闭环,成为扎紧的制度笼子,成为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实现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重要制度保障。

      中国成立后,不仅制定了越来越全面的党纪法规,还在党的五大、七大的党章中规定设立党内执行纪律的机关——党的监察委员会,以保证党的纪律的执行。此后,随着形势变化,党的纪检监察机构也不断调整、逐步健全。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国际竞争日益激烈、大国博弈日趋白热化,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越来越重要,全面从严治党也就越来越重要。习总书记强调,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全党要清醒认识到,党面临的执政环境是复杂的,影响党的先进性、弱化党的纯洁性的因素也是复杂的,党内存在的思想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等突出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要深刻认识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的长期性和复杂性,深刻认识党面临的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的尖锐性和严峻性,坚持问题导向,保持战略定力,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11]49

      党深切认识到,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维护党的肌体健康的重要保障,也是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实现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科学制度安排。坚持和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是党破解自我监督难题的根本途径。构建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有效机制,要坚持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相结合,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着眼于以发挥制度优势提升治理效能,确保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幸福。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落实落细政治监督、日常监督和专项监督的规则程序和方法要求,增强制度建设的针对性、操作性、指导性,形成了覆盖权力监督、执纪执法、党员干部行为规范的制度体系。随着《中国党内监督条例》《中国问责条例》等党内法规的修订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及其配套法规的颁布施行,监督的法规体系逐渐完善成熟。同时也要看到,党内法规建设与治理现代化的要求还存在差距,法规之间配合与衔接不足、以法代纪等问题也还存在。为此,党着眼于反腐败标本兼治,不断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防控廉政风险、防止利益冲突、重大事项请示报告、任职回避等方面制度法规。健全民主监督、法律监督、舆论监督机制。监督的法规体系逐渐完善,纪法贯通、纪法衔接的纪法运行机制日趋健全,为监督主体开展监督、党员干部自觉接受监督提供了制度保障。

      党着力构建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体制机制。关于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习总书记曾多次作出重要论述。2017年10月,他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必须“强化不敢腐的震慑,扎牢不能腐的笼子,增强不想腐的自觉,通过不懈努力换来海晏河清、朗朗乾坤”。[11]54党的十九大修改的党章在所提出的党的建设必须实现的五项基本要求中明确指出:“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有效机制。”[11]782019年1月,习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提出了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明确要求:“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是一个有机整体,不是三个阶段的划分,也不是三个环节的割裂。要打通三者内在联系,在严厉惩治、形成震慑的同时,扎牢制度笼子、规范权力运行,加强党性教育、提高思想觉悟,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24]十九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工作报告提出,构建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体制机制,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

      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党章要求,必须把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作为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重要方略,持续深化标本兼治,优化党内政治生态,使广大党员干部因敬畏而“不敢”,因制度而“不能”,因觉悟而“不想”。习总书记强调:“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不仅是反腐败斗争的基本方针,也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方略。”[25]构建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体制机制是坚持和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内容,用好治标利器、夯实治本基础,以全面从严治党新成效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纪检监察机关作为党和国家监督专责机关,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中处于主干位置、发挥保障作用。要进一步做实监督全覆盖,增强监督有效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两个责任”。重点加强对高级干部、各级主要领导干部的监督,完善领导班子内部监督制度,着力破解对“一把手”监督和同级监督难题。完善纪律监督、监察监督、派驻监督、巡视监督统筹衔接制度,强化纪委监委监督的协助引导推动功能,促进党内监督与人大监督、民主监督、行政监督、司法监督、审计监督、统计监督、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贯通融合、协调协同。加强对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部门和行业的监督,深化重点领域监督机制改革和制度建设,推动完善全覆盖的制度执行监督机制。

      中国要始终得到人民拥护和支持,团结带领人民共同奋斗实现民族复兴的千秋伟业,就必须始终牢记初心和使命,全面从严治党,清醒认识腐蚀和反腐蚀斗争的严峻性、复杂性,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艰巨性,切实增强防范风险意识,提高治理腐败效能。必须坚决清除一切弱化党的先进性、损害党的纯洁性的因素。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表明了中国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一抓到底的钉钉子精神把管党治党要求落实落细,以正视问题的勇气和刀刃向内的自觉不断推进党的自我革命。

      全面从严治党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持续保持党的先进性质。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中国的初心和使命引领着党在惊涛骇浪、艰难险阻中,绕过一个个激流险滩,跃过一次次暗流漩涡,知行合一,始终如一,坚定不移地向着伟大目标前进。中国克服了前进道路上一个个艰难险阻,取得了举世公认的伟大成就,但这并不意味着未来的征途平坦顺畅,党还需要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为此,必须深入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清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肌体的病毒,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永葆旺盛生命力和强大战斗力,不断夺取一个又一个伟大斗争新胜利。

      [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1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

      [1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9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19]李小三,主编.中央革命根据地简史[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20]新中国“反腐第一刀”——刘青山、张子善腐败案[EB/OL].

      [21]中共中央委员会,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方正出版社,2015.

      [22]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编.习关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论述摘编[M].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

      [23]习.在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的讲线日)[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24]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重要方略[EB/OL].习在十九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一以贯之全面从严治党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 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提供坚强保障 [N]. 人民日报,2020-01-14.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的建设教研部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党建研究会特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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